李怀印(李怀印｜近现代史国家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实际)

作者：李怀印（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UCLA历史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84年获苏州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硕士学位；2000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博士学位。2019年受聘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长期从事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主要论著有中英版《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等，编著有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等，以及在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

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在有关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国家形成的种种解读中，一个常见的做法是把帝国与民族国家加以对立，视彼此互为反题。现有的帝国史和民族主义诸多著述，均强调了这两种政治体系之间的反差。在这些文献中，帝国总跟好战、扩张、奴役连在一起。不同于现代国家之由享有共同的族群或文化背景的人民所构成，且由其政府直接加以统治，帝国的最基本特征，据经典的解释，是其多族群、跨文化的人口构成，及其对殖民地、属地或朝贡国的间接统治。

人们多认为，一个现代民族总是透过弘扬其族群特性和独特的文化传统来建构内部的认同感，而帝国则倾向于拥抱世界主义，声称其思想和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个现代国家总是以平等的立场界定其与世界范围的国家体系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帝国则总是建立在一种等级秩序之上；相对于其核心地带，那些被征服的土地总处于边缘地位。

中国长城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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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需指出的是，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国家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强调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在理想状态下，国家的疆土与有着共同传统和认同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二，一个民族国家同时也是主权国家，对于其边界明确且固定的领土，拥有排他的各种权利，并且在国际法的框架下跟所有其他国家地位平等。其三，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归其人民而非君主所有，理想的政府形态应当是欧洲17、18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构想的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础的国家，或者是后来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日渐流行的体现主权在民的代议制民主国家（Morgan 1988；Yack 2001；Bourke and Skinner 2015；Tuck 2015；Lee 2016）。

不用说，民族国家晚至20世纪才在世界上大行其道。随着欧亚大陆旧式帝国的衰亡及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人民纷纷效仿19世纪拉丁美洲之先例，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新兴国家”次第成立。尽管其历史不算久远，但是人们还是将今日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视作理所当然，把现代世界史上的国家形成等同于一个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直线过渡，认为帝国只不过是一种由征服所造就的前现代世界之遗存，必然走向衰亡并让位于体现人类理性抉择和自由意志的现代民族国家（Emerson 1960；Mehta 1999；Muthu 2003；Pagden 2003）。

不过，晚近的研究揭示，关于民族国家的此种目的论预设，很少跟现代世界的国家建造的历史实际相吻合。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为例，尽管其中的一些主要国家，如英格兰（不列颠）、法兰西及西班牙，在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通常被视作经典的、界定明确的早期“民族国家”，但是军事征服和殖民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却起到关键作用，其情形跟帝国的形成过程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如果我们把视野转移到1870年代以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会发现英、法、德等列强之间的民族主义对抗，包括它们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和走向全球性帝国的过程，使得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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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圣托里尼夜景

此一时期的民族主义，究其实质而言，是帝国主义的；尽管所有这些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均视对方为民族国家，但它们都力求在全球扩张，打造海外殖民帝国。历史学家贝利因此精辟地写道：“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均属于同一现象。”（Bayly 2004：230）库马尔也说：“如果民族国家可以被视作帝国的话，那么，帝国（尤其是现代帝国）也无非是民族国家的放大而已。”（Kumar 2010：133）

二、中国的历史实际

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以及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不仅不适用于中世纪晚期和近现代欧洲的历史，也不能用来解读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尽管不少研究者视此范式为理所当然。中国在过去数个世纪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历程中，在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对“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法和民族国家的目的论构成了挑战。

先就清朝（1644—1911）的形成而言。自从1640年代取代明朝、控制内地各省之后，直至1690年代后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清朝并未从事陆地疆域的扩张。此后几十年中，清朝虽然通过一系列征战，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自己的治理范围，但在1750年代之后，直至19世纪后半期跟西方及日本发生全面碰撞之前，其疆域一直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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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藏高原

可以说，战争和扩张，在清朝入关之后的漫长历史上，是例外而非通则。所有这些，都跟世界历史上诸如奥斯曼这样的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历史自始至终充满与其竞争者之间的征战，疆域也一直处在不断地扩张或收缩状态；这些帝国没有固定的边界，只有前沿地带，亦即“暂时的外在极限，帝国的军队只能在那里停止，无法进一步推进”；这些前沿只是“帝国与帝国之外的人民之间一种具有弹性的军事和经济接触地带而已”（Opello 2004：9）。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要么通过条约或协议，要么透过习惯性的分界，跟周边邻国均有相对固定的边界，甚至在一些重要的边界地段驻扎军队或有兵力巡防（孙宏年2006，2011；X.Liu 2010：11）。边疆之外，清朝还对周边的一系列小国维持宗主权；后者定期对清廷朝贡，但它们并不在“中国”的疆界之内，清廷从未视之为其疆域的一部分。

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清朝到底是否为一帝国？它为何在1690年代至1750年代期间对边疆用兵？又为何在此之后终止此类军事行动？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清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保守自己的疆域不变，直至欧洲列强的到来？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清代得以长期在国内维持和平与秩序？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日中国的现代国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转经民国、间接地建立在清朝的疆域之上。

拉森火山国家公园​

清朝如何奠定并统治自己的疆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生命力，十分关键；我们将以此为历史基点，判定“帝国——民族国家”的规范认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

其次，不同于欧洲国家之在国际法架构下相互承认主权，亚洲和非洲的传统国家在达到西方所强加给它们的“文明”标准之前，一直被当作落后、原始的群体，不配享有主权，从而被排斥在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体系之外。它们被卷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只能意味着遭受西方列强的征服和殖民化，一如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实际经历的那样（Obregon 2012）。

中国在19世纪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也被卷入了全球性的国家体系。由于中国在传统上是东亚唯一的主导力量，并声称对周边所有国家拥有文化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在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中尤为困难和漫长。对它而言，最大挑战是放弃自己一直宣扬的世界中心地位，平等对待其他所有国家，并终结与周边附属国的宗藩关系，承认它们的独立。中国当然不愿这样做，除非遭遇到了无法抵抗的外部压力。

中国蒙古地区锡林郭勒草原

因此，在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之前，它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军事上击败自己的列强的要求，比如治外法权、固定关税、割让土地以及给予列强单边最惠国待遇。尽管如此，在整个非西方世界，中国是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冲击下得以幸存的国家（其他几个这样的国家包括日本、暹罗/泰国、波斯/伊朗以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更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朝在1911年的终结，并没有导致边疆脱离中国；相反，清帝在退位之际，将其版图完整地由新生的中华民国加以继承。因此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H.Li 2013）。

再者，由于受民族主义的种种学说尤其是“主权在民”理念的影响，同时由于18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激励，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均追求同样一个目标，即他们所要建立的政府，不仅要对自己的土地拥有完全的主权，而且要采用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中国的现代志士也不例外。晚清的革命党人，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均致力于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和国。

但是，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在现实中很少能够运作；它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不得不对独裁退让，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则为一党统治所替代。共产党人在打败国民党之后，摒弃了国民党在1946年一度尝试的宪政体制，把新政权定性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这里需要探究，为什么数个世纪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会反复出现此一阶段性结局。

三、中国为何即“大”也“强”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作为一个“大国”可谓意义非凡。1980年代以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至2010年代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当然，中国的大部分成就要归功于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政策给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制度支撑，比如市场机制的推行、国外资金和技术的使用、对于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交通网络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加入了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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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城市

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外国投资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找到。让中国在世界一枝独秀的最重要因素，其实是中国的庞大体量。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使其制造业具备了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辽阔的国土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中国经济能够高度独立且体系完备。另外，就地缘政治而言，大国也意味着更广阔的机动空间和庞大的动员能力，而人均国防费用的降低，也使得经济发展倍加受益。

这种“大而强”的奇特结合，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有关国家规模的研究表明，大国虽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人均成本较低，但是在人口构成方面更有可能复杂多元，从而给其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Alesina and Spolaore 1997，2003）。种族多元的国家，不得不克服国内语言差异所带来的各种障碍，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潜在动荡。

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可谓得天独厚。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汉族（约91%），从而使得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同时就内地省份而言，又是人口高度同质的国家，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同样重要的是，少数民族主要集中于五个自治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清朝的边疆地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从而使创造经济“奇迹”的内陆省份免于种族或是宗教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冲突。最为重要的是，由“大国”所带来的在资源调控和行政整合上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一个强势政府的存在而被抵销或受到控制。

尽管1950年代到1970年代反复出现的政治运动给国家带来短暂的失序和混乱，尽管在毛时代以及后毛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和骚乱，但是中央政权依旧能够对整个国家实施有效治理，启动工业化进程且取得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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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

质言之，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区别之处，在于其兼具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强大的行政力量。中国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从两个方面“偏离”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正常”路径：

其一，它并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崩溃、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相反，至20世纪中叶，在中国所出现的是一个就领土格局而言，跟清朝在极盛时期的疆域大体相当的国家（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外当然是1945年外蒙古正式脱离中国）；现代中国因此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

其二，它并没有建立一个西式的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最终产生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其生命力之强，乃至在建国后近七十年间维持其政党——国家的体制基本不变。这在21世纪的世界诸大国中，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这里的一个终极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为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为何具有如此超大的规模，且具有如此强固的组织结构？今后的中国国家是否能够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经过几十年改革后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多重难题以及这些难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一个大且强的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继续维持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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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湿地公园夜景

而内地省份的汉族民众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在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也使部分人存疑，中国是否会像1990年代初的苏联那样解体并在清朝原有的边疆地区产生数个独立国家？抑或相反，中国是否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经济力量所展现出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一如18世纪的清朝，在本区域重建自己的地缘支配地位？

中国的国家起源，可溯至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在清朝之前的数千年里，古代中国国家由公元前11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的若干小邦，最终演进至明朝（1368—1644）那样一个成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其行政权大体上限于汉人所居住的两京十三省，此乃众所周知的事实。不过，此项研究将揭示，今日中国作为一个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是1640年代至1940年代这段更为晚近的国家转型过程之累积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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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李怀印著《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主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