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党的一大13位代表中他年龄最小，去世也最晚，85岁时不幸亡于车祸)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 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独秀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党的一大的召开，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出席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只有19岁。 他后来回忆说，“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人，生于1902年，191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五四运动时曾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光荣加入之。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

苏联红军的缔造者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刘仁静，这使刘仁静受宠若惊。

莫斯科岁月。前排左一为陈独秀，后排左一为刘仁静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

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洛茨基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历尽艰难，擅自去土耳其拜访了流亡的托洛茨基。

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中国朋友，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每天都和托洛茨基在一起交谈，形影不离。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

恽代英是刘仁静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时的革命引路人，但这次谈话不欢而散——刘仁静拒不向党坦白。

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这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

后排左一为刘仁静

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1948年又到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在国民党阵营中蹉跎了十几年的岁月。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后来，刘仁静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刘仁静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毛主席知道后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被放了出来，重获自由。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

1985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尽管刘仁静早就离开了党组织，但他心里对党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他多次问孙辈们：你们有没有入党？当听到诱人回答“没有”时，他脸上多少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有时他会自责：是不是我的原因啊？

1987年8月5日清晨，85岁的刘仁静横穿马路口时，不幸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丧生。他是党的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其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