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了太多的小阳人，我终于也阳了。

没有传说中的发烧，没有传说中的吞咽碎玻璃般的难受，也没有终日咳个不停。朋友圈所说的症状我们全部没有，与平时唯一的区别只是略有鼻塞，但一天就好了。没有任何其他不适，只是抗原呈现弱阳：两道杠里另一道特别浅。

本着不出去传染别人的原则，我自己做了单独隔离。本周要开的庭，全部推了，有的不知道延后到什么时候了。现在的矛盾，是法院要求年前结案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阳性出庭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几天我至少接了几十个陌生咨询电话，都是全国各地找我的案件。明明法院没有采纳我的辩护意见，可据说他们都是奔着那个辩护意见找我辩护。可是，真的分身乏术，没法满足这些抱着莫大期望的伸冤当事人，一个案也没接。但我想借此机会谈几点感想：

1、我平时很忙，经常处于工作状态，不一定能随时能接听陌生电话，所以请不要动不动就打电话“吴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没有义务接听这种电话，求助律师礼貌的做法应该是把案情短信发给我，然后再征求意见，而不是不管对方是否开庭，不停地拨打手机。如果短信说不清案情，别指望我有耐心听你语音唠叨。每个人打电话十分钟，每天我就得花几个小时在电话上。

2、请注意我的专业背景，我主要做重大疑难刑事案件，不要动不动拿合同纠纷、离婚、继承、房地产、拆迁等各种案件来考验我的综合知识，我即使知道也不想动用脑细胞来解答，因为这些有更擅长的律师在做，术业有专攻。有的甚至为几万块钱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次次找我，真的完全不尊重我的时间，也令我哭笑不得。

3、请不要动不动就道德绑架我，说什么“你给杀人犯辩护都可以免费，为什么不能免费帮我！”说什么“谁一分未要，你就不能……”收不收费怎么收费凭什么要听你指挥，我没有义务为任何人提供免费服务，如果你连专业都不懂得尊重，我又凭什么要尊重你呢？

4、不要给我画饼，如果认为我需要借助你的案件出名什么的就大错特错了，更不要给我什么案源，我自己拒绝都来不及，怎么会稀罕你的什么案源呢？如果认为我非要对媒体关注的案件感兴趣，那就错了，因为我压根儿没兴趣。

有些人把我这里当成了信访办，把历经多年一审二审甚至申诉都没法翻案的案件，都找来要求看材料，帮忙伸冤。而一旦我分析后认为案件没有问题，只是认识偏差时，又偏执地不接受意见，继续在牛角尖里钻。一个小案件，纵使冤枉，五年，十年，十五年，一直翻不了案，是余生耗在遥遥无期上面，还是及时止损过好下半生呢？

虽然常被求助，但我深知律师其实是能力最有限的职业，尤其是刑辩。我们竭尽所能，也只是为避免公安司法机关错误定案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何况有些中肯的意见还不一定会被接受。我们经常被限制会见、限制阅卷，甚至限制辩护权，在夹缝中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被误解被诽谤乃至承受巨大风险都是执业之常态。律师手中没有权力，总是不得不一次次地经受挫败感。

律师职业看似风光，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有深厚的专业只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不可能给你的当事人任何承诺，因为决定案件结果的权力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明明知道是冤案，如果当事人错过了一审或二审的机会，面对艰难的申诉渠道，司法体制的弊端有时却让人深感无奈。你明明知道程序违法，但有司就是通过曲解法律让违法也有正当性，除了愤懑又如何？

以前有人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警察是做饭的，检察官是端饭的，法官是吃饭的，以此来形容公检法的刑事诉讼流程。那律师呢？我曾开玩笑说，律师好像是要饭的。因为那三家都有权力，而律师没有。如果公检法律这四个人打麻将，大抵小律家是不允许胡牌的，无数的实践都在揭示着这个事实。

可是，以最有限的能力，操着法治最累的心，不正是这个职业吗？

来源：微信公众号“天下说法”

作者简介

吴丹红，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中心主任，先后主持、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重点课题，相继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奖”、“第一届全国中青年刑诉科研成果奖”、“第三届全国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优秀成果奖”等学术荣誉。

1999年获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2007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出站。2007年起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现为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国政法大学）专职研究人员，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任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