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拓彬(改革开放决策中的日本智慧——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三）)

1986年第六届中日经济交流会在新疆召开

在总结顾问工作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中日双方做出了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创举：决定成立一个由中国政府官员、日本退出政府第一线的官员，以及双方专家组成的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方称日中经济知识交流会）。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不对外、不见记者、不宣传，关起门来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政策性的深入探讨。

谷牧副总理任交流会中方顾问，大来外相任日方顾问。中方主席（统称代表）为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任新设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日方代表是向坂正男。

日方成员大都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方案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多数出任过日本政府的高级职务。

鉴于大来出任日本外相，谷牧副总理果断提出，为使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更好的沟通和合作，设立中日政府成员级会议，日方称日中阁僚会议。政府成员级会议每年一次，双方外交部（外务省）、国家计委（经济企划厅）、国家经委（通产省）、农业部（农林水产省）、财政部（大藏省）、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运输省）各六位大臣和有关人员与会。中方谷牧副总理担纲，黄华副总理、袁宝华、韩光、郑拓彬、王丙乾、林乎加等部长出席。日方樱内义雄挑头，渡边美智雄、田泽吉郎、安倍晋太郎、小坂德三郎和河本敏夫等人参会。

会议从1980年开始，每次都开得非常和谐，成果累累。双方既沟通了思想，加强了合作，又增进了友好。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日友好黄金时代的一大表现。

伊东正义副总理（右一）和大来外相（左一）宴请访日的谷牧副总理（中间者）

中日经济交流会成立的40年，是中国经济不断攀升的40年。毫不夸张地说，交流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交流会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变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像日元贷款、特区建设、经济开发区的规划、经济结构调整、引进外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革以及技术革新等中国经济建设中的相关重大课题，都在交流会上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并且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和方案。

人们熟悉的中国经济“翻两番”的伟大构想，实际上是受谷牧送给小平的《关于日本所得倍增计划》的启发而提出的。“翻两番”如何实施，也是来自大来的建议。大来说：“1979年，我作为外相同大平首相访华，聆听了小平‘翻两番’的讲话。我认为，‘翻两番’要分两步走，前十年是打基础，最为关键，不要追求速度。”1984年，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日本首相中曾根时，就中国的“翻两番”作了这样的说明。他说：“‘翻两番’是在大平先生的启发下提出的。当时我们国民所得250美元，经过20年，‘翻两番’是1000美元。1000美元到本世纪末还有20多年。如果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翻一番’，那么，在250美元的基础上，就可以达到800美元和1000美元。”接着，小平又说：“‘翻两番’分两个阶段，即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6.5%就可以了，主要是为后十年打基础。”

中国的行政改革（机构改革），也受到了中日经济交流会日本朋友的启迪。1997年，宫崎勇出任桥本内阁行政改革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他把行政改革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相关情况，向朱镕基总理作了说明。1998年，朱镕基总理接见宫崎时对他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务院机构和人员减半的改革任务。改革困难的时候，我总是用日本行政改革的例子和你的话来激励大家。”当时，宫崎以为自己听错了，拥有70多个部委的国务院，竟然会在一年之间就缩减到28个，而且人员精简了一半！

中国经济起步之初，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匮乏。为解决贷款问题，谷牧多次奔赴日本，同大平首相和大来外相协商。第一批500亿日元贷款，第二批560亿日元贷款，第三批3390亿日元以及第四批4700亿日元贷款（年息3%，偿还期30年），都是谷牧与大来等人敲定的。

1986年7月，为促进日本民间资本对华投资，谷牧特意邀请大来访华，并且亲自陪同去云南考察。大来在华期间，双方就成立投资促进委员会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在会谈中，大来谈到他著名的“黑字还流”理论。他认为，从日本黑字还流资金中拿出1/3，用来支援发展中国家，重点对象应是中国。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因为建设规模过大，不得已单方面终止了大批与日本签约的经济合作项目，这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日本经济界人士大多想不通。1981年2月，大来亲自率领由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以及经济企划厅等政府部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小平、谷牧和姚依林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会见了大来等人。在了解到中国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后，大来提出利用日本政府低息贷款和民间资金以及项目资金，应对中国财政资金不足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后来，日本同意中国的两座水电站建设可以使用日元贷款（ODA），同意日元贷款变身商品贷款购买粮食、纤维、电视机以及必要消费资料，然后在中国销售，赚到的钱用来补充中日合作项目资金不足的原由。日本由此开始了对华民间融资，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借贷的商品贷款，拯救了一批停止和废止的中日合作项目。

同时，中国方面听取大来的意见后，决定对停止和废止的合作项目进行赔偿。小平对大来说：“这次问题出在中国方面，为了不给日本方面带来麻烦，中国决定实施补偿。”大来回国后，对日本经济界人士说：“不要只盯着眼前，要看到未来。”“中日两国要做永远的朋友，做永久的好邻居，邻居有困难要理解，更要帮助。”经过大来的努力，日本经济界大部分人士逐渐消除了对华的误解。

中日经济交流会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人们看到的多是具体数字和政策变动等微观层面，而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宏观方面，即理念的启迪上。谷牧是把中日经济交流会当作一块解放思想、勇于实践的试验田，它活跃了中国高层人士的思维，打开了人们发展经济的思路，使中国经济很快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张云方:中日经济交流会原秘书长

（文：张云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