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敏(张惠敏)

大约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见到张惠敏，他刚刚从地里回来，脚下黑黑的泥巴都带进屋里来了，一进屋便忙三火四地把这些黑乎乎的东西跺掉，衣服裤子上还挂了好些个老苍子。

这时候，他已经是“无官一身轻”了，自己种着四十多垧开荒地。

“今年的豆子长得好，到手里的钱，没跑了！”他笑嘻嘻地对我说。

前一天晚上我到八五九农场，住在招待所里，招待所里没有几个人，我便与看门的老头闲聊天。当那老头知道我是报社的记者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应该看看张惠敏。”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被撤职离开八队的时候，全队老老少少三四百口子，眼泪汪汪地送他走了好几里路。”

“这么好的队长，怎么还能被撤职？”我不解地问。

“他倔呀！”

我决定一定要找到张惠敏，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开门见山，我问张惠敏，因为什么你被撤职的？

“啊啊，这简单。队里一直欠人家电业局的钱，没钱给。我偷着把场院里的两车黄豆卖了，还电业局电费了。”接着，就着“大板烧”和花生米与鲇鱼炖茄子，衬着我们俩通红的脸，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把八队里里外外十多年的故事全讲给了我。

第二天，我去了八队，就坐在一位老铁道兵家火热的炕头上，听着他给我找来的几个老职工给我讲张惠敏的故事。

张惠敏是佳木斯下乡到八五九农场的知青。

来的时候有一百二三十人，最后都回去了，就剩下他与葛百林。

那几年，上级领导号召办家庭农场，八队把地分了，拖拉机也分了，办了四十多个家庭农场。接着下来的几年，家庭农场多数挂账，队里亏损，农场决定再归大堆，把分的拖拉机都收回来了，重新按过去的老农场那一套管理。

八队先后换了五任队长，庄稼年年种，越种越亏损，队里穷得腿肚子上挂铜锣，丁当乱响了，最后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这时候农场派张惠敏到八队当队长。

从下乡的时候算起，这时候张惠敏在八五九农场已经二十来年了，当拖拉机手、农业技术员、机务队长，生产队里那点活儿，早已经熟烂于心了。

张惠敏挨家挨户地走，看看各家的锅碗瓢盆，坐在炕头上唠嗑，倾听职工的想法。

最后他决定，再把散了架子的家庭农场办起来，地，还是得分下去。

但是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得听我的。

他私下里答应，照我说的办法种，亏了，算我的，挣了，归你们；不照我说的办法种，盈亏我不管。

百分之八九十的职工听了他的话，那年，老天爷也开眼，赶上个丰收年。五六年没见回头钱的八队，农家脸上见了笑模样。

生产队的账上，也有了零花钱。

第二年，张惠敏把队里的柴火垛、猪圈重新归置了一遍，搬到了屯子外面，屯子里新修整了道路，种了花，这小屯儿，清爽多了。

他还打算过年钱再多点的时候，把那几幢“弯着腰拄着棍披头散发掉眼泪”的老房子扒掉，盖两栋新房子，改善改善职工的住房环境。

就在这时候，电业局来催电费了。张惠敏一想，手里的那几个钱，不能乱花，就推托着说真的没钱，说过两年不行么？

没过几天，电业局发来通知了，说再不交电费，就拉闸。

正赶上秋后脱谷打场的节骨眼儿，那哪成？但是这时候也不好交钱呀，刚刚几天就有钱了？这不自己打自己的脸么。

于是便想了个变通的办法，把场院里的大豆装了两车，送到了电业局，说是用这个抵债。电业局的人也缺了点心眼儿，转身便把这两车豆子送到了粮库。电业局也不种地，哪来的豆子？没几天便叫农场领导知道了。

张惠敏说，我当时就少说了一句话，如果多嘱咐一句，豆子放几天后，找个机会再换钱，就没事了。

那几年，粮食价格是“双轨制”，私自往外卖比交粮库贵“不老少”。

于是农场规定，不许私自卖粮食，粮食上交都得给农场，交粮库，账进农场的大账，不许私自卖粮，特别是大豆，所以农场往外的大道上，都设着卡子。

这下子粘了包了，农场来了个工作组到八队，查账，查粮食。张惠敏弄的那点小玩闹，全漏馅了，这么的，这个队长就被撤职了。

张惠敏灰头土脸地打上行李，准备离开八队。

八队的老少爷们知道了，忽忽啦啦地全出来了，哭着喊着不让走。

不走不行啊，他坐着那台上海50前面走，后面哩哩啦啦地跟着老老小小一大溜。张惠敏说，都回去吧，这哪是送行呀，这么弄，好像给我送葬似的。

从此后，张惠敏把家搬到了乌苏里江边，自己开了四十多垧地，当了个“开发型家庭农场”的老板，他笑着对媳妇说，这回咱们当个正儿八经的“地主”。

那次从八五九回来后，我写了一份“内参”，向局里汇报了张惠敏的事儿。刘文举局长挺重视的，还专门在那份内参上写了批示，后来的结果如何，我却不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呢，2004年的时候，我给北大荒博物馆收集展品，在八五九的大街上，还遇见了张惠敏，拉着手唠了好一阵子。

现在张惠敏也有七十多岁了，这几年过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