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光焘(20年前他带头拆掉长安街的广告牌匾｜深度人物)

记者/ 石爱华

编辑/刘汨 宋建华

▷海洋局广告牌匾整治前后对比图

明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在皇城正前方修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横街，几百年后，它演变成北京今天的长安街。

无论一条街道还是一座城市，其物质空间的形成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政治、经济、人，都可能是城市变化的内因。普通人看到的是结果，规划者看到的是过程。

20年前，原北京市规委主任赵知敬接到长安街环境整治的任务。当时，他所面对的既有生活在长安街旁边的普通百姓，也有部队参谋部、公安部、银行里的“达官贵人”。赵知敬说，城市环境整治的过程，也是和人打交道的过程，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矛盾。

如何处理城市环境与人的关系已是一个时代命题。

▷赵知敬将自己的行事原则概括为“坚持原则、有灵活性、态度要好、手脚干净”

环境真的好了，不需要附加点缀

年轻的时候，赵知敬就和长安街的规划有过交集。

赵知敬在北京南礼士路附近生活了81年，小时候，长安街没延长时，从南礼士路去趟西单就算“进城”，需要穿两道长长的胡同。

1955年，建筑专业毕业后赵知敬到北京规划委员会工作。入职第二年，就赶上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的代表来京，北京规委在那年举办了规划展览。

彼时，赵知敬是一个留着青年头，穿着中式衬衫的18岁青年，那次展览上，他担任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讲解员，为嘉宾们讲解天安门及周边规划。1997年离开规委时，赵知敬已是规委主任。

离开规划委员会后，赵知敬任北京市人大常委。1998年8月，孟学农市长找到他，希望他参与迎接国庆50周年长安街环境治理工作。市里决定由汪光焘副市长为领导小组组长，阎仲秋副秘书长和赵知敬任副组长，赵知敬兼任办公室主任。赵知敬没想到，会在60多岁迎来这次挑战。“我心里挺来劲的”，赵知敬说，他心想“终于有机会把搁在心里的事情干一干了。”

办公室小组成员是从规委、建委、园林等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一共也就七八个人”。上面要求一个礼拜拿出方案，赵知敬没觉得难，因为“长安街的原始规划方案，本就是多优秀设计师的结晶”，赵知敬和团队的工作原则就是在规划基础上整治恢复长安街环境，守住建筑红线，“并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天马行空的干”。期间，有不少搞设计的院校投来方案，设计了宣传画、宣传牌。但赵知敬和团队研究后认为，那些花哨的图案设在长安街，容易吸引司机注意力，可能间接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把环境真的做好，不需要附加点缀。”

实际上长安街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赵知敬心里搁了很久，他把这些都融进了整治方案中，主要确定为八个方面，被他们总结为“铁人八项”，包括拆除违建、主辅路路面整治、整治广告牌匾、安装座椅、架空线入地，等等。

为了制作效果图，参与环境整治的工作人员和赵知敬一起，拿着相机，沿着长安街两侧“地毯式”考察，每隔7米拍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合成一张效果图。在拍摄效果图的时候，赵知敬发现长安街两边的绿化草坪里，竟然有人养鸭子，“许多事物和表面上看起来真不一样”。

长安街环境整治方案由国家领导审批。方案通过后，赵知敬宛拿到了“尚方宝剑”，准备大刀阔斧地进行一次环境整治。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长安街整治期间的工作照

长安街两侧建筑贴满了“补丁”

工作一开始，赵知敬就站在很多人利益的“对立面”。

整治工作中，最难的两部分就是拆除长安街两侧的“违建”和广告牌匾。根据后来的统计，在那次整治中，长安街两侧拆除的广告牌匾有约3000块。赵知敬记忆里当时长安街的广告接近饱和，很多单位建筑主体被广告糊住，“就像一个人的头贴满了补丁”。

赵知敬说，长安街两侧广告牌的“爆发”和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一些市政、区县和企业的改造项目资金不足，于是用广告牌、广告灯箱的收入弥补财政上的欠缺，“比如修路灯的钱不够，就在路边投放一些广告灯箱，最后修灯的钱赚回来了，广告牌依然在”，导致沿街广告牌杂乱的现象。

装广告牌容易，拆广告牌就相当于断人家的财路。据赵知敬所知，一块广告牌的年收入几十万上百万，一些企业并不把它纳入正常业务的收支里，可以由单位自行分配，“逢年过节给员工发点奖金福利，都指望它”，所以很多单位在拆广告牌的时候，都显得比较“消极”。

一些强烈反对的人还传话给赵知敬：“再拆，就要从你的身上摘点东西下来”，赵知敬听罢，只好跟传话的人开玩笑“别摘脑袋，胳膊腿摘了还凑活”。甚至有香港、日本的媒体给赵知敬写信，认为拆除广告牌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

赵知敬坚持城市管理要按照原来的规划做“减法”，“我是带着一种情感去做这件事儿的，我们搞规划的知道，建筑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各个单位楼顶上的大牌匾也在整治的范围，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露出建筑的天际线”。赵知敬总会用同一个例子比喻建筑楼顶上大牌匾的多余：“好比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头顶上写着“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左肩膀顶着他的专业“建筑系”，右肩膀扛着自己的名字“某某某”，好看吗？其实，一个简单的胸章就行了，建筑也一样”。赵知敬认为，建筑艺术是一个整体设计，在顶上加一个牌匾破坏了景观轮廓。

赵知敬印象里，社科院是第一个响应，动工拆楼顶牌匾的单位，但拆到一半他们发现其他单位都没动静，便也停下来观望。

“凡事有个接受的过程”，赵知敬能理解这些单位反对的原因，为了说服大家，他找来发达国家的街景图，做成PPT给各个单位展示，巴黎、纽约等大城市的街道广告牌匾都很简约。他还找来研究长安街环境的政协委员和长安街两侧的单位业主们座谈。

经过协商，大伙希望市政府能够出台一个清理广告牌匾的正式文件才同意拆除。赵知敬立刻拟写了一份报告，找领导批复。市里的文件很快下来了，1999年初夏，距国庆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赵知敬再次召集长安街两侧的单位负责人，正式宣布拆除广告牌匾。

大部分人都自愿拆除，也有人找到赵知敬提出疑问，说他们是在搞突击。赵知敬的观念里不否认这次环境整治带有突击色彩，“但我认为突击不全是坏事儿，很多历史遗留的难题，只有在大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完成”，赵知敬坦言，大家之所以可以在短期内接受拆除广告牌匾的要求，与50周年国庆的政治背景分不开，“个人利益遇到国家利益，老百姓其实愿意做出贡献”。赵知敬反而觉得当下的一些城市设计是小看了“人民自觉性”，“有些地方，在红绿灯前还设置一个推拉栅栏我觉得就有点多余”。

这期间，有人找到赵知敬，希望自己的广告牌匾能多挂俩月，他回答的很爽快“行，但国庆前你得给摘了”。

赵知敬把自己的行事风格概括为四句“坚持原则，有灵活性，态度要好，手脚干净”。拆广告牌匾就属于有灵活性，“不要逼人太死”。赵知敬的四句箴言是他刚走上领导岗位时前辈告诉他的，道理朴素，却受用了一辈子，他感觉掌握这四句话，总能在工作时处于“不败之地”。

▷公主坟西北角商业大厦整治前后对比图

找到那个平衡点的“协调员”

前不久，赵知敬写了一本关于规划的书，整理资料时翻出一本笔记，正是50年大庆时，长安街环境整治的日程安排。20年后回看，相当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协调各部门关系上。城市环境的改变势必触及不同人的利益，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有万全的办法保证完全的公平，身兼要职的赵知敬在其中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协调员”，在城市管理者、建造者和使用者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长安街两侧所有的架空线入地是整治项目之一。撤电线杆的时候，由复兴门到西单之间有一段特别粗的电缆找不到主人，工人随手把电缆挂在了两侧的行道树上。供电局觉得电缆碍眼，索性用钳子把电缆剪成一段一段的。剪到西单的时候，有军队的战士来阻拦，这才知道线是部队的备用电缆。

电力局的工人和军队战士为此“打”到了西单派出所，赵知敬听说工人因为破坏了军事电缆被“抓”，赶快给西城区长打电话要求放人，“让他们来找我，我来协调”。

部队的人起初不依不饶，不肯轻易放过剪电缆的工人，赵知敬反将一军，问部队的领导“电缆就是你们的军事武器，一个战士把枪都丢了，是什么罪过？”最终，剪军事电缆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部队电缆入地又遇到了问题，部队领导向赵知敬诉苦，电缆入地的费用太高，没有这部分预算。前一秒还在和部队领导“博弈”的赵知敬转身又去帮部队“砍价”，最终双方皆大欢喜，军事电缆顺利入地。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从公主坟到四惠，涉及环境整治的单位既有国家机关也有普通百姓，赵知敬动嘴的工作比动手多，每天周转于企业与相关部门之间，将他了解到的需求和手中掌握的资源合理衔接。

在整个项目方案中要求建筑要有夜景，必须在建筑轮廓上用灯饰“勾边”，当时的市政管委预算紧张，赵知敬就去发动每个单位自掏腰包，有的要弄灯笼，有的要弄灯，为了方便大家安装，他又去找供电局的领导协调，对方答应，只要有赵知敬的签字，供电局可以简化手续，帮企业解决供电技术问题。“说实在的，那时候我也有压力，这种压力不是你想象的时间紧迫，而是细碎的困难太多”，这其中也有赵知敬解不了的题。

整治到西单广场时，多家单位要在集中的时间铺设管线，自来水、电信、电力、再加上修路面的施工单位，每家都想要最好的位置，尽早安装。起初，大家互不退让，施工进程也被耽误。这个注定没办法完全公平的问题把赵知敬难倒了，“让他们自己“打”去吧”，赵知敬一个礼拜没有去现场，最后几家真的自己调解了。“在问题汇聚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自己去协调，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时间。”

那个时期凡是赵知敬有能力解决的困难都会尽力帮业主一把。“你别看长安街边上这些楼的业主有的是老板，有的是经理，但在“拆”这件事上，他们都是被动的人、弱势角色”。

▷如今退了休的赵知敬，由一名城市规划者蜕变为一名使用者

环境整治不能操之过急，少了沟通

1999年国庆之前，长安街的环境整治收尾。“那次环境整治，只是历史的一个阶段，并不十全十美”，赵知敬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和设施的设置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当下没办法改善的，未来还有机会实现。“但无论哪个时代，搞规划设计的人必须要有一颗初心”，赵知敬的初心很简单，“我规划设计的设施，是给老百姓服务的”。

整治过程中，有很多计划外的设施。赵知敬和团队的工作人员发现，公主坟桥底下因为没有路灯和监控，曾经发生抢劫，甚至造成过死亡事故，环境整治的工作小组当即决定将桥底下铺地砖、安路灯。

所有的工作成果里，赵知敬对长安街设置的板条座椅格外喜爱，座椅的材料选择了防腐木材，一个座椅能容三人同坐，当年长安街上设置了许多这种座椅。一日早晨，赵知敬来到南礼士路附近的座椅旁边，叫住一个路过的男孩。

“来，小伙子，坐！”小伙见赵知敬很热情就按照他的意思坐了下来，赵知敬继续“指挥”他，“靠椅背，双臂打开搭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我就问你舒不舒服？”，小伙子一句“舒服”，让赵知敬很是满足，他又去拉另外一个路人坐下体验。

在之后20年的升级改造里，板条座椅没有被保留下来，这一直是让赵知敬感到遗憾的事情。今年赵知敬已经81岁，岁数一大，身体就变得格外敏感脆弱，出入商场餐厅，他宁可绕路也要走自动扶梯，过马路时宁可多走一个路口等红绿灯，也不愿走过街天桥。一些地下通道墙面上都贴了瓷砖，赵知敬寻思“为啥不装一个自动扶梯。”这越发让他笃定自己搞规划的初衷：建筑和设施最终都是给人来使用的，给人方便最重要。

在长安街环境整治做总结报告时，赵知敬说，如果不严格执法、不立规矩，环境整治的成果必然反弹回潮。

赵知敬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种反弹，长安街南礼士路路段南侧，一家企业把用于行人的便道封了起来，“他们圈起来的地方已经越过了建筑红线，原来是开放的，供路人通行”。为此，赵知敬还投诉过。

“谁都有自己的审美，但城市环境管理不能以某个人的想法作为标准，政府要有个文件来统一标准”。长安街环境整治十年之后，赵知敬曾给奥运会的胡同环境整治工作组当过顾问，赵知敬记得，奥运之后他和很多专家一起提出过一套胡同环境管理指导方法，供市政管委部门使用。除此之外，还有关于道路、社区、街巷、单位大院等环境指导意见以及广告牌匾安装标准，“但是最后执行的不是很好，问题又回弹了”。

赵知敬认为，整个城市的环境管理要比长安街复杂很多，涉及的人和利益更多。从去年开始，他注意到自家小区周边在集中做环境整治，建筑顶上的牌匾被摘下，小区里一个开在半地下室的小超市也被关停。

小超市外面原来搭起来的保温棚也被街道的工作人员拆除，入夏逢雨，半地下室漏水，街道的工作人员只好又搭了个铁皮棚子代替，但效果不是很好，当业主再去找街道的时候久久没有人来解决，“治理环境的任务是完成了，但业主被晾在那里，就会有情绪”，赵知敬发现，公众的情绪往往是因为执行环境整治操之过急造成的。“中间少了沟通”。

“城市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这么多年，很多问题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把人家的门店拆了，砌一堵墙，那可能就切断了人家的经济来源，群众也可能觉得生活不方便”，赵知敬认为，城市管理的前提是有标准，有方案，在治理过程中则需要沟通协调，不能只讲究形式，为了效率上来就干，前期听听群众的看法，做做宣传，“人民城市人民建嘛”。

事实上，20年前赵知敬也拆除过一些看似合情却不合规的设施，原来，公主坟桥底的一片绿地上，有一家生意还不错的洗车摊被赵知敬“劝退”。赵知敬认为，不能拿家门口的“小超市”和绿地里的“洗车摊”做类比，两者的时代背景涉及人群都不一样。那到底该怎么办呢？赵知敬的答案是“遇到违法的情况，还是要管理，当然，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合理的地方就最好了”，赵知敬说“这是个体和整体关系的问题，个体合适了，整体不合适也不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年过去，赵知敬已经退休，成为这个城市中普通的一份子，偶尔他会给后辈们当当顾问，提提意见，偶尔他也去社区里给群众普及一下规划常识。赵知敬曾是北京城市规划的参与者，也是公共设施的一位使用者，这重叠又矛盾的身份，使他更能理解城市规划管理者与生活在城市中的群众需要沟通才能彼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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